新《三国》为曹操翻案 却偏离了“中国史心”

新京报漫画

    曹操酷毙吕布俏，老剧新作试比高。

    三国豪杰竞风流，雷倒众生看今朝。

    我不是三国迷，仍然追看了新版电视剧《三国》，这大概就是名著的力量。从首播几集看，说是曹操的独角戏，大抵没错。连分量极重的“桃园三结义”，在剧中也只是被一笔带过，片长一分钟都没有。看前几集时，我主要还在让自己努力抹去脑海中已有的三国人物形象，试图能接受这些新面孔。至于效果如何，现在还难断定。

    新《三国》比起老版，少了许多抒情意味的空镜、特写，叙事节奏加快了，这大概是它的优势。但为了戏剧冲突，也改变了很多大家熟悉的历史桥段。比如十八镇诸侯是曹操发矫诏召集的，袁绍不过是应诏来与曹操会盟，但剧中曹操却成了会盟的后加入者；再如刘关张是随公孙瓒前去会盟的，在剧中竟成了孤单单、惨兮兮地只身赴会。剧中这样故意变更细节的地方还有很多，我想名著改编，既要照顾到普通观众的观剧效果，也得想到那些三国迷的感受。有些细节可以不交待，但一旦出现就不该有明显硬伤，否则的话，会让那些熟悉三国的人看了别扭。

    还未看完全剧，很难做出整体评价。但从导演高希希和编剧陈汗对媒体的说法看，新《三国》是想为曹操翻案的。新剧不仅以“曹操视角”来统领全剧，甚至想改变曹操的奸雄形象，将之塑造成一个“新型英雄”。这些年一直有为曹操平反的呼声，似乎有了“国家统一”的大义，政治家是否仁义与奸诈已变得不再重要。很多平反之声，多把“扬刘抑曹”看作罗贯中的立场，或是历史的误解，其实并非如此。《三国演义》(新版 旧版)之所以被视为第一才子书，是因为有三绝，一绝在诸葛孔明，他既有隐士风流，草庐中能识三分天下，又能尽乎人事鞠躬尽瘁，是知识分子理想的化身。二绝在关云长，有单刀赴会的神威，也有义释华容的恩谊，有达旦读史的儒雅，更有独行千里的忠义，成为一代名将的理想化身，所以会成为历代民间祭祀的对象，被尊崇为“武圣”，在民间与“文圣”孔子齐名。三绝才是奸雄曹操，一句“只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尽显政治家实用主义嘴脸。

    有了前面二绝，“扬刘抑曹”不可避免，罗贯中不过是尊重了中国民间历代形成的公共记忆。一旦用了“曹操视角”，孔明和关云长的形象势必被弱化。中国人看历史，注重的并不是行动和结果，而是行动中蕴含的价值和理念。历史中的事件起起落落，有的事成，有的事败，现代人多关心成事之人，然而中国史观并非如此。从孔子到屈原，从诸葛亮到关羽，皆因所主之事不圆满才被民间信奉，因为这种不圆满，更能显出人格的不朽。钱穆先生认为这正是“中国的史心”、“中国文化精义所在”。所以民间对《三国》推崇，更多的是对大人格、真性情的推崇，而绝不是“只以成败论英雄”这种庸俗的历史观。

    忠实原著，或者创新，是重拍四大名著首先会遇到的难题。当然重拍者，都会说自己尊重原著精神，哪怕是创新，也会标榜为更贴近历史真实的解读。但创新一定得尊重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目的是唤起人们对传统价值的新情感。当下处在一个价值观缺失的年代，缺失不是说没有价值观，而是指人们的价值认知中缺少了道德、伦理、社会、政治等多维度的判断，衡量价值的标准只剩下了财富、权力或成功。我希望这部新《三国》，至少标榜的不是这种功利主义的价值观。

    今年据说会成为四大名著重拍年，李少红版《红楼梦》(旧版 新版)、张纪中版《西游记》(张纪中版 浙江版 六小龄童版 香港版 日本版)及《水浒》都在重拍中。四大名著之所以有名，就在于它的历史传透力，它所表现的价值观是经过历史与民众检验的。虽然人人可能重新阐释与演绎名著，但学问与情怀的高低，却能因此立判高下。从一部普通作品中，我们很难判断一个庸才的艺术功力，但一旦演绎名著，立即就能现出原形。这也是很多著名导演并不敢轻易染指名著的原因。如何把一部经过民族历史经验的鸿篇巨著搬上荧屏，本身就最能考验一个人的真实功力。因为名著不仅携带和见证了我们关于文明的公共记忆，它所承载的精神内涵与价值往往是普通作品无法比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