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学院莱曼：“网络是工具，图书是文化”

　5月中下旬，歌德学院总院主席克劳斯·迪特·莱曼访华，参加2010年世博会德国国家馆日的活动，并为德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文化教育处的翻译大赛颁奖，期间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话题从世博会展开，涉及文化建设、城市发展等方面。

　　世博会 关注移民社会

　　新京报：世博会上的德国馆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新词：“和谐都市”。依你看，世博会如何能达到“让城市更美好”的目的？

　　莱曼：城市是我们的未来，因而它也是整个社会发展的焦点。而城市本身有很多问题：移民、交通、能源、城市发展和规划……这一切都是涉及大量人口的问题。世博会举世瞩目，把它做成一个光鲜艳丽的大秀场很容易，但也很容易落得像烟火的命运，稍纵即逝。如果中国能利用这个机会，不把它当成外交和功利的事情，而是真能把世博会所展现的有关城市发展的经验和技术，运用到自身的城市建设上，同时将其当做一项可持续发展的事业的话，它将是一个真正成功的世博会。歌德学院和德国外交部一起合作了三年的“德中同行”活动，我们在六个城市做了很多大规模的活动，完全可以就这么离开了，但我认为这些活动需要有可以延续的内容，当大众的兴趣被唤醒了，我们就可以将其做进一步的延伸。

　　新京报：以德国10年前主办汉诺威世博会，以及你多年主持文化建设的经验来看，德国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有什么值得分享的经验？

　　莱曼：在德国的城市化发展初期，不同的种族和文化群体之间，相对平行、隔离、互不相关，移民的孩子，在教育上得不到充分的平等待遇，因此他们在以后融入社会的过程中，也明显弱于其他同龄人。我想，一个国家若是把大量的人口置于主流之外，将会产生很强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危机，也有害于经济的稳定发展。德国意识到了应该关注这些“平行社会”（在德国，意指区别于主流社会的，自有一套规则的移民社会），因而有意在各个层面做了些小的进出口，让不同种族的群体有进入到其他社会领域的可能性。通过这种方式，也让多元的社会建立起秩序。当前在德国，可从文化角度举两个例子：一个是电影界，目前在德国最出名的电影导演是土耳其移民费斯·阿金。

　　新京报：“和谐都市”如何定义城市与自然的关系？

　　莱曼：德国是比较特殊的，当它本身还不是一个国家时，已形成了一种德意志文化的认同。我想提及的是，德国是世界上唯一出现了“绿党”的国家，“绿党”最初的纲领上就写着“绿色环保的党派”，他们也曾作为执政党，目前是第三大党，可见德国大众对于保护自然界的意识是很强的。

　　图书馆 图书和网络各司其职

　　新京报：20年前两德统一时，你在东、西德“图书馆统一”的过程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期间遇过难题吗？

　　莱曼：我的家庭由于东、西德的分裂而被分离开来：我的奶奶和堂兄妹在莱比锡，而我自己则住在西德。

　　新京报：东德的图书馆藏书比西德丰富吧？

　　莱曼：对，因为莱比锡的国家图书馆古老得多。法兰克福的国家图书馆是德国分离以后才建的，藏书要少一些。所幸当时法兰克福有个新的馆址，硬件很棒；而莱比锡有的是老房子，很快就会再次开放，让公众能参观到自古登堡发明印刷术以来的所有档案。

　　新京报：近年来，德国国家图书馆在延长图书寿命方面下了狠工夫，这是对网络信息库挑战的一种回应吗？

　　莱曼：我认为图书和网络各司其职。如果要快速地获得整体信息或做交流、散播科学理论等等，那么网络“第一时间的材料”是无可比拟的。然而作为一种私人的、可触摸的，搬家时可以将其摆放在墙边、书架上，这可非得是纸质的图书不可。我希望两者以并行的方式存在。两年前我上任歌德学院主席时，就决定不再采用“歌德图书馆”这名字，而是用“信息库”之类的字眼去替代。但我想，要想有阅读的、精神的空间，能让大家坐到一起来探讨的话，书是最好的良伴。在读书过程中，我们能在书中连贯地遇到一个完全陌生的事件，从认知上这是不同的。网络是工具，图书是文化。

　　新京报：现在图书馆在保护知识产权上的职责就显得更重要了吧？

　　莱曼：我很认同。但我想同时也应该想解决的办法，而不是一味采取保护的方式。比如说杂志，过了一两年，它的信息就老化了，也就可以进入到网络资源共享的信息之中，而图书的老化时间可能要长很多。

　　文化

　　享有无与伦比的国家投入

　　新京报：两年前你成为歌德学院的主席，你是怎么定位歌德学院的？

　　莱曼：两次世界大战过后，由于德国在二战中的所作所为，它在世界上的形象被大大地破坏，因此产生了所谓的“德国回归文明世界”的思潮，这是我们建立歌德学院的原因，我们希望在各国重建德国的文化形象。我们发现，一个所谓的工业强国或是科技出口国，如果没有与文化的契合，是很难继续往纵深推广的。所以大家会看到，在德国整个出口过程中，始终是工业和文化并重。所有与文化有关的活动，在德国都能享有无与伦比的国家投入。

　　新京报：你认为你最重要的职责是什么？

　　莱曼：我们给歌德学院稍微做了些改动。过去歌德学院的权责比较集中化，我则希望将责任分散化。因为我觉得我们的原则不是文化出口，而是文化交流和文化相遇。另外一方面是，两年以来歌德学院在寻找合作伙伴，希望将德语引入中学课程。我们不去建立自己的外语学校，而是由大学德语教师，去培训当地的德语老师，在中学里建立德语教学部。在中国已经有七十所这样的中学。
　　新京报：在你成长的年代，“68一代”的思潮影响深远。现在，德国还存在像当时那样主导社会的思潮吗？

　　莱曼：没错，“68一代”的学生们有融入社会的能力，像多年担任德国外交部部长的费舍尔就曾是活跃的学潮分子。之所以出现“68一代”，其实是来自德国父辈与后一代的冲突，因为当时的父辈一代并没有对二战进行充分的反思，因而“子一代”对这部分做了填充，进而极大改变了德国社会。整个社会变得更加自由，很多禁忌都得以被突破。德国因为“68学潮”，发展成了更为多样性的社会；只是在学潮结尾时，出现了某种扭转：开始了某些暴力和恐怖主义的倾向。人们因此开始对学潮本身感觉厌烦，学潮的力量也开始式微。现在，虽然我们有哈贝马斯，但无论在哲学还是文学上，都不再有影响力那么大的主导思潮了。两德统一后，还出现过一些冲击和新的元素，但它们都没有足够的力量继续下去，成为主流。现在德国比较让人振奋的倒是文学新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