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重庆时代信报》记者田间 吴鹏 黄大赛 杨冰。本文写作于2006年，故有些时间段和人物去向需要作重新更正。 文章来源：传媒视域（www.mediaview.cn）。
1995-2002年前后，被称为《南方周末》的黄金时代。 11月8日，记者节。 在我们看来，这一天的意义不仅是可以上街庆祝，也不仅是可以因此多领到一笔特别奖金。在这一天，思考一下什么是记者，我们可以做什么样的记者，将有助于我们的职业获得更多尊严。 你可以不当记者，但是如果当了记者，你必须是个好记者。《南方周末》这样教育它的记者。于是，这份报纸一度成为了中国报纸当仁不让的精神指针。这是一个神话般的报业孤本。 在这个记者节，我们萌生了这样的念头——追踪寻访南方周末走向鼎盛时期的骨干记者，他们在南周的光辉岁月，他们的个人变迁，他们对时代与新闻的思考……以他们这个群落的历史，来述说转型期中国的故事和中国新闻的演进。他们虽然现在大多已不在南周，甚至有些已经没有在媒体，但是他们在中国新闻史上的符号意义，却历久弥新。而他们的困惑与尴尬，也逼视出性格与时代的矛盾。 作为与南周有着近似定位与追求的区域新兴媒体，我们无意于以此攀龙附凤。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印记，试图复制是愚蠢的。我们仅仅作为记者，以这些文字向那些优秀的同行致敬，并对个人新闻价值观，做一次提醒和梳理。 感谢10余位受访者认真回答我们的问题。同时，由于时间与资源的局限，我们遗漏了很多重要的采访对象，谨此致歉。 之一 《南方周末》前著名记者——现任腾讯网总编陈菊红，写了一篇后来在网上广为流传的文章——《离开》。在文中她这样写道：“那些金子一样的日子，闪亮得让人不敢相信。” 正是在这些金子般的日子里，一群追求理想的人，带着一张报纸，走入了中国新闻发展的黄金时代…… 那些金子一样的日子 “南周”记忆 1995年，这个年头是南周的第一个分水岭。此前的《南方周末》是一个以刊登文摘稿件以及娱乐八卦新闻为主的报纸。 但是《南方周末》又不同于一般的文摘报，渐渐有了一些大特写和纪实文学一类生猛的稿件。当时，它在严格意义上只有一个真正的记者，名叫朱德付。 朱德付，前任《京华时报》总编。自1988年中山大学硕士毕业踏入《南方日报》后，就一直在中国报界赶路；到《南方周末》，是他进入报界最初的一段履历。其后在《南方周末》“官至”编委、新闻部主任的朱德付日前在接受信报记者采访时说，自己当初进入“南周”纯属偶然。当时的“南周”还是一份娱乐化的文摘周报，报社当时安排几个年轻人进去，无非是想让其做得更娱乐化一些。谁知这些年轻人不安份，他们觉得在那么如火如荼的改革年代里尽编些家长里短的“八卦新闻”，很没劲。 “南周”的内容及作业方式就此转型，从过去一张靠裁裁剪剪拼凑而成的娱乐小报，迈向一份自采自编为主的综合性新闻周报。跨过１９９５年的门槛，从此便开始了这金子般的日子，一群自称为“雅典公民”的新闻理想者，开始在“南周”旗下聚集。 前南方周末记者，后来成为国内著名报纸发行人的谭军波以其职业经理人的思维，将2001年前的南方周末分为清晰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左方时代，北大毕业的左方是有着理想主义、自由主义与启蒙主义思想意识的领导。他奠定了《南方周末》的精神基调。 第二阶段，游雁凌时代，即转型期。从一份文化生活报转型为综合性大型新闻周报。发行突破100万，广告收入几千万。在全国形成了真正的影响力。 第三阶段，江艺平时代，即鼎盛期。时间为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21世纪初，产品最成熟，广告过亿。《南方周末》成为南方报业乃至全国报业的“黄埔军校”。 谭军波说，那些年，值得珍记的事件很多，如连载《文革十年史》一文差点令报纸停刊，发行过百万，90年代初扩版成功等等。 孙保罗，前南周主力记者之一，在接受本报的采访时说：“这样的日子，从我个人的感觉来说，应该是1995年到2001年吧。在这段不长不短的时间里，那张总令人有点那么牵挂，或爱或恨的报纸，带着一群人改变了命运，也开始走向她的宿命。” 当记者打电话要求采访的时候，南周当年著名的法制记者郭国松正在北京给中国传媒大学（原北京广播学院）演讲，“面对那些满脸青春如我等当年的年轻人，我忍不住给他们读了一段《南方周末》1999年的新年祝辞：《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郭国松说：“今天在这里读到这样的语言，我仍然有一种热血沸腾的感觉。” “阳光打在你的脸上，温暖留在我们心里。有一种力量，正从你的指尖悄悄袭来，有一种关怀正从你的眼中轻轻放出。在这个时刻，我们无言以对，惟有祝福：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 谭庭浩，1991年夏天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分配到当时的南方日报社，历任《南方周末》“人与法”版记者和编辑、“阅读”版编辑，2001年，出任南方日报出版社副总编辑。 谭庭浩告诉信报记者：“上世纪90年代的‘南周’，更像一个家庭作坊，很有家的温馨。现在，每当我回想起‘南周’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感恩的心情。毕竟对一个刚大学毕业的人而言，第一份工作就能够遇到一个没有人事纷争、能够畅快淋漓做事情的媒体，确实是种幸运。加之当时的《南方周末》，在中国还是一枝独秀，一篇稿子发出去，洛阳纸贵的时候很有个人成就感。”谭庭浩说。 中国新闻的黄金时代，就在这种氛围下——拉开帷幕。 人才聚集 “南周”转型期，也是“南周”人才大引进的开始。 1996年9月，“南周”扩版，报纸稿的源成了很大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南方周末》就通过招聘，欲将全国各地的优秀记者收归旗下。 杨海鹏，1999年被招聘入“南周”记者队伍，在接受信报记者采访时说，“因‘南周’当时积累了一些资本，并要找全国最好的记者，所以才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新闻人的大聚集。” 曾任一版编辑的方三文在“南周”成名之后，被他故乡福建武平的一个热爱《南方周末》的大学生称之为“巨大的传奇”。而方三平说，自己最初加入“南周”时，也有一个这样的“巨大的传奇”在诱惑着他，“当时我觉得，《南方周末》就是中国最好的报纸，最好的媒体，也是我能找到的最好的工作。到现在为止，我都为当时能进《南方周末》感到幸运和自豪。” 孙保罗加入的时间与方三文差不多。临上去广州的飞机，他被父母逼着吹了个头并且穿上了件西装，这身打扮更象“一个县乡镇企业局的副局长”，大家见了，露出忍俊不禁的表情。但是就是这个“乡镇企业局的副局长”，因为“报道了贵州省的负面新闻”被当时的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列为“不受贵州欢迎”的人。 孙保罗第一次到广州报到，沈灏用摩托车接上他，在五羊新城的小街里飞快穿过，到一家酒店聚餐。便很羡慕沈灏的摩托车，后来知道那是公家的。 孙保罗回忆说：“我还记得2000年新年的一天，开完周会，在报社的走廊上的公告栏里，我看到了一封信，信旁边贴着一个手工做成的扇面。信的大意是：我从你们的文章里知道，你们是一群为民请命，不畏强权，铁肩担道义的好记者。我知道你们经常面对各种引诱、压力、威胁，甚至是凶狠的报复，但是作为一个80高龄的老人，我尽管很想，却无法拿着武器跟在你们后面去保护你们，保护你们就是保护这个社会的良心……我无法表达我对你们的感情，只能够在这个自己做的扇面上写下你们的名字来祝愿你们健康幸福。” “在一排熟悉的名字中，我看到了自己的名字。我站在那里，热泪横流，因为感谢上苍，我这一生终于有了可以值得自豪的最珍贵的奖励。” 比方三文幸运的是，孙保罗坐到了陈菊红的对面。“刚到广州的时候，新闻部办公室共五个人，陈菊红是唯一的女性，而我就坐在她前面。我在外面采访，有事找领导或者编辑，总是她先接电话。而这个人最后成为了我的妻子，现在成为我儿子的母亲。” 余刘文1997年10月份离开《成都商报》，谈及离开的原因，余刘文说，一是“个人感情问题”，其二是自己老想做大稿。他曾经花了42天采访，做了一篇《心香泪酒祭吴宓》一书引起的官司的深度报道。不过日报的生产流程显然不能经常让它的记者花上40多天去做深度报道。 到周末以前，余刘文实际上只看过两次《南方周末》。决定去是因为看到一个由沈灏、孙保罗、方迎忠等做的一个三峡截流的专题，标题是《美丽的三峡我的家》。“当时全国99%的媒体的三峡报道基本都是一个调子，只有南方周末说‘NO，我还有些其他的感觉和想法’。这种感觉俘获了我。”余刘文说。著名杂文家鄢烈山看过他写的吴宓的报道，给当时的主编江艺平说：“不错不错。”第一次出差回来，江艺平就拿来合同说：“签字吧，小余。” 比方三文、陈菊红等稍晚，李玉霄是1999年正式进入《南方周末》的。当1997年《南方周末》黄金时期开始的时候，李玉霄还是北京广播学院的学生，而李玉霄对《南方周末》“感兴趣”，也是从这一年开始的。 “特别是小平逝世那期，我的印象最深。”李玉霄说。 1998年毕业，李玉霄来到南方周末实习，1999年正式成为《南方周末》记者队伍的一员。 1988年，杨海鹏大学毕业后做了一年的老师，之后还做了4年的法官，在法院研究室工作。 由于研究室还有接待记者的任务，所以杨海鹏经常与媒体接触。 “我觉得他们写得还没有我写得好，待遇还比我高，所以我就进了报社。”杨海鹏说。 一个象征 提起“南周”这一时代，不得不提起的一个人就是江艺平。提起江艺平，老“南周”人总是不吝赞誉之辞。陈菊红在《离开》一文中写道：“江艺平给我的第一印象，是非常温和，亲切而纯净的，具有桃李不言的诱惑力。” “江艺平非常有才华，她和丈夫用文言文探讨国学问题，其文采和思想让我们看得目瞪口呆。但是她很低调，无为而治，每一个编辑记者都可以和他当面讨论稿件得失，甚至忙的时候她可以去当编辑的校对。”余刘文回忆说。 人们惯常称江艺平时期的《南方周末》为“江艺平时代”，李玉霄立即否定说：“不应该这样说，我们一般叫她江艺平老师，提起江老师，想到的不是宏大叙事，而是她那种人格魅力，那种‘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感染力。” 说起江艺平的亲和力，李玉霄举了几个例子，在电梯里，出电梯时，江艺平肯定主动让别人出去；在楼道里与江艺平面对面走过来，距离四、五米的时候，就会发现，她肯定有一个细微的“让”的动作。 至今一个细节让李玉霄清晰记得，在１９９８年实习的时候，李玉霄与从菜市场回来的江艺平相遇，江艺平拎着菜告诉李玉霄，《南方周末》决定吸收他进记者队伍。 另一个重要的人钱刚，时任南周副主编，现任香港大学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亦是“南周”一代人的精神支柱。 在这样的氛围里面，每个人都在自由烂漫的开放。南周人是理想主义者，也都是一些散漫的、晚上不睡觉的家伙。陈菊红在〈〈离开〉〉中写到：摄影记者方迎忠，办公桌以乱著称，基本上是一座小山。你跟他要图片，他就说，我有，但要找。你急，说看你这里这么乱，什么时候找到。他就说，乱不怕，你们千万别动，谁一动，我东西就找不着了。所以当你看到那小山不见了，那猫在小山后面的平头也不见了，叫人半天也愣不过神来。 陈菊红为了编辑内部刊物〈〈马后炮〉〉一直工作到深夜，为的是第二天的周会上大家可以人手一本。 “我的同事方三文和连清川像两个游魂一样突然在12楼晃出来，帮我把它们订好，然我们一起去五羊新城的“一品轩”吃了粥。回来的时候，天都有了亮光。”陈菊红写道。 因为一年到头都在出差，“我一年只有一个多月在广州”，方迎忠说。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氛围很好，但是也经常争论。尤其是半年业务讨论会上，经常拍桌子，不过一下来马上就好了。 “后来有人说南方周末派系林立，我不承认，《南方周末》只有阳谋，没有阴谋。”余刘文接受采访时为自己曾经的团队正名。 ——待续 本站文章部分内容转载自互联网，供读者交流和学习，如有涉及作者版权问题请及时与我们联系，以便更正或删除。感谢所有提供信息材料的网站，并欢迎各类媒体与我们进行文章共享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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