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舒立与《财经》杂志传奇

      随着2009年10月传出人事动荡新闻，《财经》成为海内外媒体报道热点，相关搜索达上百万。这一切都是因为胡舒立—《财经》的一手缔造人，中国财经新闻“女教父”，《纽约客》笔下中国媒体“梦游”状态的挑战者—11月9日她正式辞职，200多人团队里有140多人集体离开，宣告了曾经针砭时弊、揭黑反腐、被誉为“中国媒体良心”的传奇告一段落。然而，正如《财经》资深员工所说：“没人不尊敬《财经》，除了它的敌人，甚至有些敌人也尊敬它。”

    “它与你在中国见到的任何东西都不一样，”经济学家谢国忠说，“它的存在，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一个奇迹。”这里的“它”指的是谢国忠为之撰写专栏的《财经》，随着2009年10月传出人事动荡新闻，《财经》成为海内外媒体报道热点，相关搜索达到百万。没有任何一本杂志可以引发这样的关注度，这甚至让人难以相信它本来只是每期卖出22.5万本、致力于报道财经领域的刊物，

    这一切都是因为胡舒立—《财经》的一手缔造人，中国财经新闻“女教父”，《纽约客》笔下中国媒体“梦游”状态的挑战者—11月9日她正式辞职，200多人团队里有140多人集体离开，宣告了曾经针砭时弊、揭黑反腐、被誉为“中国媒体良心”的传奇告一段落，然而正如《财经》资深员工所说：“没人不尊敬《财经》，除了它的敌人，甚至有些敌人也尊敬它。”

    好莱坞版诞生故事

    胡舒立与她的《财经》，有一个类似好莱坞传奇的开端。

    一段见诸James McGregor所著的《十亿消费者》的描述中，1953年出生的胡舒立在19岁时敲响了一扇影响她日后一生的门—江苏阜宁图书馆管理员、中国著名战地记者恽逸群的房门，在“文革”中被贬的恽逸群“像快要淹死的人突然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一样”欢迎胡舒立，不仅倾囊而授自己多年的知识，还把对中国政治、官僚系统的了解详细解释给她，为困惑的胡舒立指引方向。

    即使没有这段神奇拜师经历，胡舒立与传媒的渊源依然很深。她的大外公是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胡愈之，中国新闻出版界的开拓者；外公胡仲持也是新闻出版的老前辈，母亲是《工人日报》编辑，世家背景下胡舒立高考首选志愿却是北大中文系，当糊里糊涂被人大新闻系录取时，她还非常失望，跑去找大外公胡愈之说不想学新闻，胡愈之笑着答道：“这个专业很好啊，你应该去学。现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了，新闻将会再次重要起来，等着看吧。”

    “既然做新闻这一行，只好把它做好。反正我一生只能做一件事。”胡舒立从体制内的《工人日报》开始职业征程，敢拼、勤奋、有耐性是贯穿始终的品性。因一系列揭露性报道被“外放”厦门后，她不仅面见了政府部门每一个人，包括和市长打桥牌，还顺便去厦大学习了英语；跑金融时为了接近吴敬琏，她开着吉普车送他去机场，坚持许久终于打动了吴敬琏；在第一份全国性商业报纸《中华工商时报》担任国际版编辑后，她“决定采访中国所有的顶级金融家”，其中也包括一批在西方经济制度下接受训练后回国推动证券市场的中国人，如高西庆、周小川、王岐山，以及和胡舒立命运产生重要交集的王波明。

    王波明，父亲王炳南曾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兄长王东明是中信证券（20.78，-0.17，-0.81%）董事长。王波明身为上世纪80年代中国首批留学生之一，在成为纽约证交所的经济学家后，他选择回国和上述同为高干子弟的经济人才一起组建了“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SEEC即联办），该机构是一家类似政府智库的机构，任务是帮助建立中国股票市场，创办行业刊物如《证券市场周刊》。 1998年王波明决意创建一个更面向大众的财经媒体，他找到了当时被誉为中国最好的财经记者的胡舒立，后者提出了直至今日都是中国媒体环境下的超前要求—每年近两百万元的记者工资以确保记者诚实，全权负责所有内容，采编独立不受广告经营影响。王波明以罕见的气度全部答应。

    《财经》，这个最初创刊名叫《Money》的杂志就此诞生。

    “女教父”和“工作狂”家族

    “我只能与朋友一起工作，因为我不谙世故，也需要别人对我怀以善意。”胡舒立的个人强烈风格烙印在整套杂志团队上，尤其是在早期二三十人的核心队伍时，《财经》编辑部里是没人叫她“胡老师”或者“胡总”的，都叫她“舒立”。

    《财经》特约作者、资深媒体人钱钢描述胡舒立在工作时的节奏“就像一阵风般突然和迅速”，这也是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数位曾在《财经》工作的资深记者的共同记忆：“行事像阵风，说话像阵风，英文相当流利，非常干练，对新事物接收快，是个工作狂人。”胡舒立是个不折不扣的新闻理想主义者，并将这理想贯彻到媒体实践中，在《财经》可以做其他媒体不能做的题材，又可以接受《财经》新闻训练，因此吸引大批媒体人，“当时内部流行一句话，主编到《财经》来做资深编辑，主任到《财经》来做普通记者，所有来的人都降一或两级。”据说还有某杂志的副主编，跑来《财经》做实习生的。

    “身材小、健谈、好斗的胡舒立—她手下的一名记者在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觉得她就像一位‘女教父’。”今年7月份的《纽约客》中EVAN OSNOS关于胡舒立的报道里这样写道，此说法得到各种各样的故事印证。胡舒立的健谈是出名的，尤其在讨论业务时，某高层曾亲眼见一个记者用手机和电话那边的胡舒立聊选题聊了两个小时，直至记者电话被烧坏；胡舒立盯下属盯得很紧，有一次某记者从国外培训回来，深夜到北京的家，行李还没拆包，胡舒立的电话就打过来，开始布置第二天的选题；在“女教父”的率领下，《财经》成了工作狂家族，一位曾在杂志工作一年左右的记者感叹道：“有女记者大着肚子还坚持做调查报道，产假没休够就回来上班了；记者于宁，你给她当官她都不当，一心一意抢采访，可能财经的确是钻进去会上瘾的行业吧，在挖出背后真相的过程中很有乐趣。”

    《财经》由上到下都注重培养人才。胡舒立对自己的人脉关系从不吝啬，《纽约客》中描述她可以把新人带到方风雷面前说“这是我的接班人，以后你要多照顾”。一位曾经在《21世纪经济报道》和《财经》做过的记者，对《财经》的集体氛围感触最深：“《21世纪经济报道》里是个人多劳多得，但只有你单打独斗；《财经》讲究群体协同，我一来，编辑就把我所跑的线相关的上千个联络电话打包发给我；每做一个选题，还会至少再帮你找十几个采访对象。这种资源上的分享对记者提升非常重要。”

    为了保持高素质的团队与报道，胡舒立从不吝惜花钱。那些真正被胡舒立一手带起来的记者，以被内部戏称为“四朵金花”的主力女记者为代表，年薪可达20万以上，年底还有分红。普通一篇报道花一万多是很正常的，封面报道可以花费五六万去做。有趣的是，胡舒立并不是胡乱花钱的人，有时候她还会变得很抠门，有一个段子是在员工出差订飞机票后，胡舒立上网查了票价，然后打电话去“骂”员工为什么订的不是最便宜的一个航班。

    “女教父”并不总是强悍的一面，前《财经》员工回忆胡舒立也有八卦的时候，“有一回聚餐，她像个孩子似的让我们看她手机上存的一张据说是某大案女主角的照片，然后和我们一起为这个绯闻门里的女人打分。”在另一次年会上，有一个节目是领导扮演年度新闻事件串烧，让该记者吓一跳的是，轮到胡舒立时，“这个身材瘦小的小老太太竟然纵身一跃，在地上连做十个俯卧撑，以影射那年月最流行的新词‘俯卧撑’。”

    “危险女人”的危险报道

    胡舒立曾说“记者的天性，就是探索和报道真相”，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真相都那样容易被暴露，在这方面本着“独立，独到，独家”的办报方针，《财经》创办的11年里作出一系列推动改革、引发社会公义的重磅报道，胡舒立在2005年对《纽约时报》记者这样描述自己的心得：“我知道如何把握报道的界限，我接近界限，甚至推动它，但我绝不会跨越它。”

    胡舒立被《商业周刊》称为中国证券界“最危险的女人”，源于2000年10月《财经》杂志发表的《基金黑幕》，这篇把矛头直指中国几乎所有的基金管理公司的文章，揭露了许多基金界腐败现象，引得十家基金公司在《中国证券报》等三大报上联合发表严正声明，还有人扯起“基金是改革开放新生事物”的旗号给《财经》施加巨大压力，胡舒立的反应是用义正辞严的《批评权、知情权和新基金使命》一文指出“公开、公正、公平”才是基金行业里最高道理，这篇报道直接触发了持续一年多的股市大讨论和监管当局一系列严厉措施的出台。

    2001年8月的《银广夏陷阱》始于一位《财经》记者在浏览海关记录时发现，中国最大的上市公司之一银广夏股份在网上发布了一则伪造的8700万美元利润单据。这则报道的政治风险很高，因为当时这家公司的股价正在直线上升，江泽民主席和其他领导人刚刚访问并高度赞扬，公司的CEO甚至想要收购《财经》杂志以阻止报道，王波明第一次在出刊前给他的老朋友、时任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的王岐山打电话，后者问：“这则报道是真实的吗？如果是真的，那就出吧。”报道刊出几小时后，银广夏的股票被停牌，公司高管们先后被送进了监狱。

    为《财经》赢来“年度杰出国际调查新闻奖”荣誉提名奖的是SARS系列报道，这也是胡舒立所带来的《财经》第一次跨出单纯的财经市场关注公共领域事件。2003年初，在卫生部要求下，内地媒体对SARS的蔓延普遍选择沉默，记者曹海丽却从香港火车站上几乎每个人都戴口罩的情形敏锐地觉察到情况的严重，胡舒立判断：“如果这事不是被绝对禁止的，那我们就要做。”于是4月份《财经》最早详尽报道了SARS事件，同时也是最早进入疫区实地报道，并推出每周一期的SARS特刊。

    2007年1月的《谁的鲁能》，是值得胡舒立和所有《财经》人骄傲的报道，尽管他们为此受到很大的处罚。这篇报道讲述了山东的超大型国有企业鲁能集团借“转制”之名悄然落入私人手中，超过七百亿人民币的某些势力在此事件里的主导与博弈，引发从高层到民间的强烈反响。结果，这篇文章迅速在网络被封杀，上摊的杂志被人有组织地大批收购，国内几家主要门户网站事后透露的确“受到压力”不得不撤下相关文章，《纽约客》中描述“《财经》上海记者站的员工被要求用手撕掉杂志……每个人都觉得被羞辱了”。

    这“危险女人”的一系列“危险报道”，一以贯之的是如展江所概括的“欧美新闻气质”，钱钢接受本报采访时评价《财经》：“在中国是最好的媒体，代表了中国新闻界对未来的一种探索”。

    舒立文化

    一个原《财经》资深员工描述：“《财经》本质上没有企业文化，如果说有，就是所谓的‘舒立文化’。一个人影响力足够大，她的方向就是企业的方向，她的性格就是企业的性格，甚至她的文风就是杂志的文风。”在中国，或许某一时段某一领导对一个媒体产生很大影响，但像胡舒立这样11年人刊合一的，绝无仅有。“舒立文化”的影响，已经超越了《财经》本体，她让人知道还有这样的记者可以做，还有这样的刊物可以办，还有这样的杂志可以读。

    《十亿消费者》里以西方特有的修辞手法写道“一当人们听说胡舒立要开办一本新的杂志，全中国的记者都发来了应聘邮件。”事实是，《财经》努力为全中国培养更高规范的财经报道人才。从1998年创刊起，《财经》联合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每年选拔10名国内优秀记者进行“财经新闻”方向的3个月脱产培训，《财经》负责所有费用，包括教学、住宿、生活费等。至2008年，这个被命名为“《财经》杂志奖学金”的项目受惠者累计达100 人，多数培训后成为各媒体机构的中坚，他们聚会时的对联成为此项目宗旨的最好阐述—“十年财经、谈股论金、激浊扬清、每有佳篇惊天下；百人聚首、笃学求实、铁肩铮骨、常怀壮志报神州。”

    《财经》所坚持的内容与经营独立分开的准则，曾极大挑战中国媒体的运营规则，在大多数媒体的采编屈从于广告经营、甚至出现拿负面报道“扎钱”的做法时，《财经》严格地抗拒着广告对内容的干涉，《财经》记者何华峰曾对媒体透露，当年农行投一个现金20多万的广告，唯一要求是能否将一篇批评农行的稿件推后，胡舒立的回应是“广告不要算了”。在联办的雄厚财力支持下，熬过早年亏损的《财经》，迎来了品牌强势时期，每年广告额达2亿，能够在《财经》上登广告是一家企业有实力的表现，《财经》经营甚至可以强势到指定客户几点来，如果客户早到，很可能会被“指责”影响了休息，所以据说有一年《财经》总经理的会议发言是“我们今年要改变呀，以后不能再欺负客户了”。

    办了11年，《财经》也没有变成大众流行读物，相对艰深的内容、专业的选题、精准而略显枯燥的表述，使得它多半出现在各行各业决策人、分析家、学者的案头，或被依赖《财经》自觉获取知情权的读者买走，可它散发的影响力是巨大的。《财经》学术顾问汪丁丁在为《财经》十年所著文章中写道：“《财经》乃民间社会一株小草，它与民间力量一起成长。它相信，只有民间力量的成长，能够有效地遏制‘大政府’与‘大公司’的垄断倾向。也是基于对民间力量的信任和对公共空间的渴求。”用胡舒立的话说，《财经》是一只啄木鸟，永远在敲打一棵树，不是为了把树击倒，而是为了让它长得更直。

    树还在生长，啄木鸟却飞走了。2009年11月胡舒立及其团队的大辞职，为持续近两月的《财经》人事纷扰画下句号。尽管联办与胡舒立团队的分手根源只有当事人最了解，但在网络曝光的联办文件、一份7月17日下发的对《财经》管理方针文件中，对采编独立权的全面收回，无疑触及了胡舒立的底线。胡舒立曾说，是因为没有一个好平台，所以她才出来办《财经》，所以当良好平台不在时，她选择了离开。

    与此同时，财经网上被统一冠以“综合专稿”的更新稿件，标志进入“后财经”时代，不过关心胡舒立及其团队的人仍能从胡舒立11月15日财经网最后一篇博文里（她的博客与其他辞职的记者博客很快被关闭）看到希望，这篇名叫《我走了，再见》的博文中这样写道：“好在我们坚信这是个充满机会的时代。机会意谓着希望，也意谓着压力。没有理由放弃，就是因为机会总在那里。”